盡管“大市場”的含義，不是那么一目了然，不過，“小生產”的含義，卻是比較清楚的，不太會發生歧義。小生產，就是小農戶生產，就是經營規模很小的農業生產方式。我國農戶平均占有耕地為8.8畝。其中，浙江、福建、廣東和北京四省市，農戶平均占地規模最小，只有3.2畝-2.4畝。

在農業生產方面，小，就是痛。

首先，小生產之痛，是農民之痛。因為，規模小，意味著收入水平低。以水稻為例。我國稻谷生產的前三名是湖南、黑龍江和江西。這三個省農戶的平均占有耕地面積，分別是：湖南4.6畝，黑龍江53.7畝，江西5.5畝，黑龍江農民的土地規模遠遠高于其他兩個省。即便考慮到湖南和江西可以種植兩季水稻，種植面積加倍，這兩個省每個農戶平均種植水稻的面積，也不過為9.2畝和11.0畝。假定三個省單產、價格和成本均一樣（實際上，黑龍江的稻谷單產和價格水平，均比其他兩省高出10%以上），那么，從事水稻生產的農民收入水平，湖南僅僅是黑龍江的17%，江西是黑龍江的20%。假定農民種植水稻每畝可以獲得1000元凈收入，則黑龍江每戶農民收入為5.37萬元，湖南為0.92萬元，江西為1.1萬元。顯然，小，就是痛。

對于農民來說，小生產還有很多不利之處。例如，不利于機械化，不利于技術進步成果的推廣采納，在購買生產資料和出售農產品時，難以討價還價，難以獲得價格優惠，等等。

小生產之痛，也是國家之痛。這些年，國家通過各種強農惠農政策，提供的財政補貼數額已經不少了。按照每畝土地的補貼標準看，已經不亞于歐美國家了。但是，平均到每個農戶，還是太少，遠遠無法與歐美國家比。因為，這些國家農民的平均占地規模，比我國大得多。其中，歐盟27個成員國平均為210畝，歐盟原有12個成員國平均為350畝，巴西為1000畝，美國為2500畝，加拿大為4700畝。與我國比較，分別是我國平均規模的24倍到530倍。規模太小，勞動生產率就低，成本就高，國際市場競爭力就差。面對如此巨大的規模差異，在自由貿易的大趨勢下，我國如何保護好小農戶，是件大難事。

小生產之痛，更是消費者之痛。這突出地表現在價格、安全和質量上。

在價格方面，由于規模太小，難以機械化，因此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增加，農產品的成本必然不斷增加。這使得我國農產品的價格水平，普遍高于國際市場。對于消費者來說，這顯然是不利的。同時，小生產也容易導致“共振”效應，即，當市場價格發生變動時，數量龐大的小生產者，都按照同一方向調整生產，結果，往往導致調整的幅度過大，進而造成更大的市場波動。這對于消費者來說，也是不利的。

在食品安全方面，小生產對于消費者的不利影響，更為突出。主要是，由于生產者數量巨大，規模狹小，可追溯體系的建立，就很困難。尤其是在蔬菜、水果和水產品生產方面。分散的小農戶生產，無法進行各自獨立的收儲和運輸，也難以在各個營銷環節中，包括儲運、加工和銷售等，進行全程的標識跟蹤。

在質量方面，小生產更是難以與大市場很好對接。大市場對產品的質量要求和均一性要求，無法直接從小生產者那里獲得滿足。面對汪洋大海一樣的小生產者，大型的加工商，難以直接建立有效的訂單關系，因為操作的成本太高。如果沒有一定的組織模式創新，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對于農民來說，克服小生產之痛，有兩條主要出路。

一是內涵發展之路，用先進技術和設施，從事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。例如，在高水平的設施農業中，每畝地的產值，每年可以達到幾萬元，十幾萬元，乃至幾十萬元。土地規模小，但可以把產值做得很大。對于生產者來說，這其實是改變所面對的市場，從一個大市場，轉到另一個不那么大的市場。

二是外延發展之路，這就是通過各種不同的生產組織方式，實現區域生產的規模化，通過區域規模化，化解小生產之痛，主要是解決好與大市場的對接。這就是組織創新。其中最主要的形式，就是新型合作組織。

而對于代表大市場的中間商來說，只有后邊這一條路。